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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改革优化配置资源、促进资源升级，为多数人提供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如土地、能源、基础设施、资金、技术、知识、信息和人力资本等。

从此次自贸区筹划到挂牌期间，舆论之关切、市场之热情，可知在全国范围，期盼改革之情是何等强烈。当然，正如有关监管部门所担心的，上海自贸区内外政策双轨制也蕴含着风险，难点在于区内外的政策协调和中央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特别是一体化监管。

位于上海的这个中国自贸区，承担了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金融国际化以及行政精简化的使命，其实质是通过开放促进改革，以制度创新的试验成果实现国家战略，或成或败均直接关乎全局。在高层提出建立自贸区的动议半年之后，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首批55项政策试点细则同时推出，其余43项政策也将在年底前出台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多轮经济刺激政策和长期奉行投资拉动增长模式的作用下，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迅速膨胀。这其中，既有美国传统制造业整体竞争力下降、金融危机爆发等客观因素，也有底特律市政府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迟钝、中长期发展规划缺失、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迟滞以及政策失误等主观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与产业之间关系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要实现城市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多产业均衡发展，建立和保持多元化的经济基础。支持中小型创新企业发展，发挥中小企业就业吸纳器的重要作用。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

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于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在改革时期，向中央政府争取项目、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90年代中期之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

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

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

或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经济人似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所以，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另一方面，本土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

对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同时，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92%的绝对比例。

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的甩卖。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

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 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中国世纪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做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

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

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

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

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们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满足我们炽烈的虚荣心。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官僚体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

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

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01年的9.5万元降到02年的8万元，再降到 03年的6万元。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

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

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学者在研究了一些地方政府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

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

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